“靖江毒地”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2015年9月，周建刚公开举报自己投资的一个养猪场地下填埋了上万吨危险废弃物，危废物的主要来源是两家上市公司。随后，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联合督办此案。2016年12月，泰州市检察机关以环境污染罪起诉3名涉案人员，并促成涉案公司签订1.9亿元环境修复协议。目前，“毒地”正在修复中。
作为受害者，周建刚付出了投资失败以及自己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代价；作为举报者，周建刚承受着别人认为他“捅了篓子，跟政府作对”等种种压力。因为有切肤之痛，实名举报才会义无反顾；因配合政府的调查和处置，他获得了相应补偿和奖励。对此，他认为“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压力都得到释放”。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危废物填埋进行了十年之久却无人察觉？为什么环保部门多次督查却没有发现？这反映出环境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近些年，无论是宏观层面环保立法，还是微观层面专项督查，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但也要看到，监管力量与环保要求难以匹配，加之监管在明处，非法排污在暗处，监管常常难以全覆盖。在环境治理高压下，有的地方、企业口号喊得响亮，行动却常?！肮铱盏病?，加剧了监管之难。从这个视角来看“靖江毒地”事件，对环境监管和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化解监管之难、求得治理实效。
化解监管之难，需要实现监管部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事实证明，单靠自上而下的环保督查，无法覆盖广袤辽阔的国土，对花样百出的污染行为，监管有时难免捉襟见肘?；肪潮；ぷ⒍ㄊ且怀〕志谜?，吸纳公众参与、实行社会监督，才能让监管之眼无处不在，形成政府与公众共同治理的合力。这就需要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民间环保力量，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环境监管和治理中来，变环保部门“单打独斗”为全民“共管共治”。
这种良性互动，需要相关部门创新途径、畅通渠道，重奖举报者即是一种有效举措。正如周建刚所说，“钱多钱少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感受到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随着官方发声对我的肯定，朋友圈里更多人支持环?！?。重奖是鲜明表态，表明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也是价值引导，有助于唤醒公众关注环境、举报污染的热情，同时不失为对举报者所承担风险的经济补偿。广泛激活社会力量参与环保事业，才能做到污染早发现、早治理，避免严重的污染事件发生。
求得治理实效，还需要实现上下良性互动。“靖江毒地”案是第一起由三部委联合挂牌督办的污染环境案件，从上到下各方不遮掩、不回避，及时通报、严肃问责，尽快进行土地修复，推动事件朝正向发展。这几年，从腾格里沙漠排污案到祁连山系列环境污染案，雷霆万钧的治理力度都来自于上下联动。环保压力层层传导，治理责任级级压实，唯有调动上下两个积极性，上下联动才能形成合力。地方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环境监管不能仅仅依靠上级环保部门的督查，而应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让每一级政府都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人翁，才能最大限度防止污染发生、降低事故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加强环保部门督查与地方治理的良性互动，应成为环保工作的常态。
如果说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找到了政府与社会的环保公约数，那么实现上下良性互动，就形成了完整的责任链条。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中央、地方、社会与公众都行动起来，就能编织出一张严密的环境监管之网，建设美丽中国。（安徽日报评论部 刘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