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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国务院表示研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试点，及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等后，最近武汉、长沙、北京和广州等出台了鼓励民资投资基建的政策。

　　然而，相比最近民资对民营银行的亢奋，其对基建多为观望。究其原因，实质源自基建市场未能有效为民企提供一个可信允诺的制度和市场框架，使其安于伏枥。毕竟，之于民营银行既能满足民企稳定融资渠道的安全诉求，又能为民企疏散高负债风险，即部分民企把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看作是打通产融渠道的关键一环，而民营企业家的这一诉求，一度表现为频繁的造系运动，如已为炮灰的“德隆系”等；投资基建给民企带来的则是诸多不确定风险。

　　具体而言，城市基建等属于久期化资产，且为典型的公共管制型行业，其价格多以政府定价和价格听证会形式厘定，而缺乏市场敏感性，民企更缺乏定价自主权，这使得不论是以BT、BOT形式，还是公私合作的PPP形式，投资基建实际上就是与强势的政府做生意，而鉴于企业与政府本身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市场博弈主体，且目前政府又未设定有效而稳定的制度化、规范化退出机制，民企投资的久期化基建标的也非完全标准化的资产，因此这不仅致使民企退出基建的成本较高，而且单纯的BT、BOT或PPP模式，很难为民企提供一个足以令其对投资安全放心的可信允诺，以鼓励民企投资城市基建等公共或准公共服务市场。

　　同时，城市基建投资的久期化与地方政府官员任职的期限化的矛盾。当前中国基建投资是政策拉动型的，相对于制度和市场秩序的稳态化，政策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如任期制的地方官员和政府较强的经济建设功能，很容易使政策因换届而出现随意变迁的断层，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而基建资产久期化，增加了民企投资基建的非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如山西大同的城市改造就随官员任免而出现不可持续性。

　　不仅如此，当前政府鼓励民资投资基建等，更多是由于自身负债高企，且难以为继，而以政策激励吸引并利用民资的权益资本，这带有典型的政府负债投资向民企转移的特征。目前国内基建投资并非是完全市场内生驱动型的，地方基建投资规划更多考虑对本地经济的短期拉动效应，而非经济可行性，如近年来“铁公机”等基建的超前建设，部分地方新城变空城等基建产能过剩此起彼伏。

　　其实，地方对基建投资的短期政绩诉求与民企的稳定盈利诉求间的隔阂，无疑将导致部分民企对基建投资望而却步。因为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亟需宽松货币政策支持，这将推高国内真实通胀水平和资金真实价格，而久期化的基建服务定价，客观上要求真实通胀的稳态，因为在真实高通胀下，基础设施等服务价格若得不到相应提高，将使民资很难从基建中获得收益，进而需要政府补贴，而目前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负担，及真实财政收入增速回落等，使民资认为地方政府对其投资基建的各种补贴承诺或将并非是可信允诺，进而把政策优惠看作为政府的借鸡下蛋和“请君入瓮”。

　　由此可见，当前真正有效吸引民资投资基建，亟需构建有效的制度和市场秩序框架，政府加强职能转型，摒弃建设型财政职能，把施政重点放置在公共外部性治理和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等领域，推进城市基建市场化，进而以基建稳态的投资收益等市场预期，而非政策优惠，强化对民资的吸引，使其自愿参与基建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