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金文兵 付姗姗
今天是七七事变80周年纪念日。
日本学界称这场决定中日国运的战争为“十五年战争”。
提起“十五年战争”，日本的中学生就知道是指中日之间的那场“之前的战争……
前天， “纪念七七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此次会议由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与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联合承办。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徐蓝教授，武汉大学人文资深教授、国家抗日战争工程项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首席专家胡德坤教授出席会议。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肖裕声少将出席并主持会议开幕式。
“十五年战争”脉络清晰
与中国“十四年抗战”遥相响应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军建议，我们可以呼应日本学者的“十五年战争”这一提法。
据李少军教授介绍，所谓“十五年战争”概念的提出，在日本学界的脉络很清晰，由日本学者最早在1956年左右提出，现已进入日本的中学课本。
据了解，所谓“十五年战争”，主要是一个军事学方面的概念。它是指：从1931年“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持续时间为13年11个月，中国称为“十四年抗战”，按传统的纪年方式来计算，因跨越了15个年头，于是被日本人称为“十五年战争”。
有资料称，“1956年鹤见俊辅率先将‘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三场战争统称作‘十五年战争’。此后，这一称谓受到大家欢迎并得以普及。1986年11月，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战争简史》一书问世，从而使这一称谓完全获得了公民权。”
在日本学界，“十五年战争”这一概念，颇具影响。在构筑这一理论观点的过程中。著名史学家江口圭一的学术贡献称著。以严密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江口圭一认为，日本于1931至1945年发动的对外战争，是一场连续的，同时呈现阶段性发展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弱势与军事强势的两面性、近代天皇制立宪主义二重性的制度弊端、统治集团内部对英美协调主义与亚洲门罗主义的两条外交路线之争，是导致侵略战争的重要根源；昭和天皇是那场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理应受到法律制裁，而支持了战争的普通日本民众也不应逃避加害者责任，应该扪心自问、深刻反思（根据青木书店1992年2月1日第2版第3次印刷本译出）。
我国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十五年中日战争说，并进行了讨论。
一般认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个期间，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主要集中于中国东北、华北，以及上海等地。属于局部的、间断性的、地方性的军事对抗。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演化为全国性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有中国学者提出这是“全面抗战爆发”的起点，然后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共持续8年，中日双方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因此就有了我们听过多少年的“八年抗战”之说。
1931年至1937年间，并非“空白期”
日本人从来没有停止“动手动脚”
很多中国人在看待日本侵华史时，往往比较直观地看到了坚硬的、充满硝烟的军事对抗，却忽略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一以贯之的、“渴望登陆”（从日本小岛登上大陆）的国策——“大陆政策”。
对日本大陆政策做全面系统研究的是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
该书把日本大陆政策发展演变的过程分为4个阶段：“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论’，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的‘满蒙分离论’，1937年近卫文麿首相的‘国际主义论’和1942年东条英机首相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论’。”
“在日本侵华史上，1927年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田中义一这位山县有朋的接班人，制定了‘满蒙分离政策’为核心的《对华政策纲领》，将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定为日本大陆政策新的战略目标，并准备以武力付诸实施。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把‘利益线’的焦点推移到中国的‘满蒙’。它的召开，预示日本军国主义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建立“满洲国”之后，继续推行大陆政策，于1933年占领了热河。随后，向南越过长城，侵入河北，向西侵入察北、绥东。
1934年12月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的官员制定了一个《关于对华政策之件》。这个文件主要内容是分割华北，“希望在华北地区出现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达的情势”，实现华北的“特殊化”。
1935年6、7月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中国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换文”方式达成一项协议，通称“何梅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日本扩大和加固了在河北的势力，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又一次受到侵犯。
日本驻军逼迫中国华北当局订立“何梅协定”之后，何应钦一再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提议重新考虑对日方针，以摆脱日本的压迫和侵略。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绕开日本军方，直接与日本政府商讨改善中日关系问题。本着这种用意，中国驻日大使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向，日本内阁同意以调整日华邦交为手段，达到侵略中国的既定目的。这样就有了中日之间围绕着“广田三原则”的会商和谈判。
“广田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政策，抛弃依赖欧美的政策，采取亲日的政策；二、中国方面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抛弃反满政策，在华北与满洲接壤地方实行经济、文化的融通与提携；三、中国方面应依日本排除来自外蒙的赤化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进行各种合作设施。
广田三原则的用意很明白：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但可拖一段时间；通过外交经济等手段，攫取中国的权益；扩大在华北内蒙的侵略势力包括军事行动。由于中国方面没有满足日本的需求，交涉没有结果。
在中日调整国交同时，日本军方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也在积极推进之中。1935年9月24日，接替梅津美治郎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在平津日本记者会上发表个人声明，并散发《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它们的主要内容是：在华北五省实行军事合作，防止赤化；“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工作，予以指导”；华北与南京政府断绝财政联系；将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把华北建成一个“中日两国共存共荣的乐园”等。
日本政府所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或“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所指的华北是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河南五省。日本侵略者极力压迫冀察行政首脑宋哲元就范。但因中国政府态度强硬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兴起，日本的侵略势力虽有较大伸张，而如意算盘并没有达到。当时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缓冲政权，而不是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
日本对绥远的侵略扩张先是很顺利，不久也遇到挫折。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一个文件《对内蒙施策要领》，该文件提出：先将内蒙古变为“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应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这时，蒙古贵族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任行政院属下的内蒙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掌握蒙政会的大权。1935年12月日本关东军邀德王去“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会见关东军首脑南次郎等。双方商定：日本帮助德王在内蒙西部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蒙古国。关东军给德王5000支枪和50万日元。
1936年2月12日，在日本军人策划下，德王在他的驻地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任总司令，日本军人为顾问。1936年5月12日，“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德王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12月德王去“新京”与“满洲国外交部”签订了“满蒙协定”。日本在建立内蒙伪政权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日本军人支持的伪蒙军的军事进攻，却受到重挫。中国军队在百灵庙打败了伪蒙军，在华北爆发了群众援绥运动。
也正在这时，中国政府改善与美英苏的关系有很大进展，得到他们一定的支持，日本寄予希望的与中央对立的西南地方政权，在双方一度发生紧张关系之后，得到和平解决。这时更有突出意义的西安事变在和平解决之后出现了全国统一对抗日本侵略的局面。中国政府在军事上也开始作抗战的准备。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调整国交”的交涉没有结果，日本的企图没有达到。这一切不能不使日本统治集团对侵华政策作新的思考。
进入1937年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出现了变化，同时军方的“对华一击论”抬头。3月上旬，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回国汇报工作，他对军部说：蒋介石政权实行抗日方针，不会改变。它正在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附欧美，迅速实行南京、华北一体化。日本应明确认识这一情势，并确立根本的对策。中日关系恶化，最后将发展到很难用一般手段来调整。从加强对苏战备考虑，对华政策，“应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实行对华一击，用以摧毁蒋政权的基础”。6月初，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陈述对华政策的意见：“日本再进一步向南京政府谋求亲善，这反而只会助长其排日侮日态度。”6月9日，他向陆军省、参谋本部正式提出《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指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当前形势，我们相信，如果为我方武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行动，是以准备对苏作战为首要的考虑，还是以武力侵华为现时的主要目标，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1936年末、1937年上半年，日本虽然重视准备对苏作战问题，但是，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而中日两国之间，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处于间歇性的局部的战争之中，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实行“对华一击”，使中国屈服，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所以“对华一击”是现实的可行的。这样也就把对苏战备和进攻中国统一了起来。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其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谋求“基于国际正义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单纯维持现状的真正和平”。 “在没有达到实现国际正义之前，我们日本属于‘没有资源的国家’之列，我们不能不保障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基于保障这一生存权的必要而制定的。现在国际正义尚未实现，这就是为我国提供实行大陆政策属于正当的依据”。
近卫首相这一国家战略方针的表述，明确表白了日本帝国改变现行国际秩序、重新分配世界各国的领土和资源的野心。
表现在军界，“对华一击论”抬头。于是，顺理成章，七七事变发生了，却未能与过去的局部战争一样暂时就地解决。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和中日两国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大战展开了。
七七事变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国内抗战产生了深远影响。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族团结抗战新格局。前天的一些发言学者指出，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抛弃了“和平幻想”，正式确立了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举起了亚洲反法西斯大旗，并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牛力少将在发言中指出，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适应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地实行战略转变，军事上转变为抗日游击战，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七七事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与会专家们在谈到中国全面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的国际合作时，高度肯定了中苏战略合作关系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国之间为抗击法西斯的首次战略合作，是实现世界反法西斯合作的第一块基石。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肖裕声少将特别提到如何表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战场”的问题，他认为利用拍摄“东方主战场”纪录片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展现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民族精神。
胡德坤教授作总结发言时特别提到纪念七七事变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关于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唤醒历史记忆，铭记抗战精神，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总结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徐勇教授对发言嘉宾的主题报告作一一点评，并予以高度评价，他赞扬此次学术会议成果丰硕，紧扣中国抗战史与世界第二次大战史的关系，基本涵盖了该领域的各方面研究，令人受益匪浅。
观照历史 重在警醒未来
战争，可能相对简单，但战争背后的杯葛纠缠，可能更为复杂。
这种复杂的局面，也给后世的历史学者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
同一史实，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解释就会不同。同一史实，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出发，解释也会不同。
就在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与认识，同样显得复杂与多元。在讨论中国抗战史观的同时，观察日本视角下的战争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仅就学术意义而言，无论8年史观、14年史观、还是十五年史观，这些提法都有足够的史料作为支撑，都是学界对于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不同认知。这在学术上，既是允许的，也理应得到尊重。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王桧林《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 》）
